湯湯哩哩啦啦 作品
優秀至極的“老饕曾九帥”(第2頁)
在太平天國後期，聖庫更是名存實亡。“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亦即聖庫已由“公帑”變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系掌管，而洪派以下人眾，亦紛紛效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物牛羊等食物，而將銀錢衣物等據為己有。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後供稱：天京事變後，“國庫無存銀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糧食救濟難民，部隊沒有給養，他只好又變賣家中女眷的首飾。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餉銀十萬”。所謂南京城內的財寶可知一二。
這裡，一方面是緣於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諸王追求奢靡的享樂；一方面是由於本來城內軍民日用消耗、武器糧餉、僱傭工資等，耗費錢財巨大，而南京在被清軍圍困多年，只有出沒有進，眼看著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成了問題。
以致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天京時，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概行要買米糧”。
因此，所謂曾國荃“於此中獲資數千萬”很可能是一個想像之數。
陳恭祿先生指出：“《南亭筆記》暴露他（即李伯元）的歷史知識極端貧乏”；馮爾康認為“其撰《南亭筆記》，帶有作小說的態度寫作，失實太多”，並將《南亭筆記》一書定為“史料失真的筆記的典型”。
《曾國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進先生也指出，近百種晚清至民初的筆記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筆記均未發現有關曾國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國財物和金銀之事的記載，李伯元《南亭筆記》系記此事的第一家，但並未交代所聞的出處。其後徐凌霄、徐一士的記載與李的記載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處。
與之相佐證的還有趙烈文所見。趙烈文是曾國藩身邊的一個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國藩對南京前線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發到金陵大營，專門為老九出謀劃策。攻陷天京前後的情況，趙烈文是見證者。
這是晚清末年一個有見識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識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靜居日記》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在他的日記中沒有關於老九貪財的記載，假如有，他是會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的，就如他如實記錄湘軍殺人一樣。
與此同時，向來直爽痛快、不吝錢財的“九帥”戰後不僅沒有發財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達了經濟窘迫之狀。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給大哥寫信：“弟向未留剩活錢而用度日繁，亦漸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對老大表示：“住鄉應酬亦大，明春有權住省城之意，藉以省款客酒飯轎錢。”
克復天京後，曾國荃被朝廷賜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實際上是沒有俸祿的。老九不知，以為朝廷會另給獎金，他實在是指望著有一筆獎金就好。
曾國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兒哭窮，不大可能是“作秀”：一來不合老九的性格；二來瞞不住也不必瞞哄家人。到了光緒年間，老九甚至還表達了“做官完賬”的急切心情：
光緒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給曾紀澤寫信：“千辛萬苦，乃得此處，雖撙節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兩完賬。”
五月十三日再次給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寫信說：“八年閒居……負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對他們說：“鄧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個月之久，亦為省錢與應酬起見，可見英雄所見自古相同。”十天後，又說：“惟曉亭所欠之項，陸續要取償，餘所欠各處之項，自當相其緩急先後，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訴曾紀澤：“餘用度撙節，大約今年可剩萬五千兩完賬。借賬完賬，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以可久欠之賬完宜亟完之賬。如此週轉，究系正辦……”
一代名將，落到“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的地步，怎麼可能想像是一個曾經“暴得橫財”之人呢？
光緒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覆曾紀澤的信中談起了經驗：“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賬，此中全丈有機緣，否則不敢冒昧率爾徑行，且熟思定妥再詳覆信與侄也。”
巨大的家庭財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賬”，以至於對當年過早乞退而後悔，無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煙幕彈。老九若真從南京“獲資數千萬”，在短短的八年時間裡，即使日擲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後來，曾紀澤的兒子得了白喉，要錢治病，他都不敢向這位九叔借貸，而是寫信給左宗棠，託他向遠在新疆的劉錦棠那裡借三百兩銀子。
二、曾老九貪名成因平議
作為一代名將帥，老九貪名的由來其實非常值得我們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傳言給老九聲名帶來極大損壞之外，老九的貪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貪功使氣，喜好張揚。
老九出山，與乃兄曾國藩把剿滅太平軍當成經世的事業不同，他的動機有二。
一是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舉不順，故而想別求出路，以補償他久試不中的不平。老九並非正規科班出身，他的“優貢”不算科舉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意味，以至於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詔入京的老九與同年的優貢生聚會，會中有人提議輯刻《同年錄》，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還表示進士、舉人、拔貢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優貢則“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漸形穢”，也正是這樣，使得他也沒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約束。
曾國藩經濟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錢為本，那是因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對朝廷下對百姓負責；老九卻毫不掩飾自己的貪心。因為他是一個布衣、匹夫，無須對朝廷負責，對百姓負責，打仗是玩命的事，無利誰起早呢？
因此，曾國藩對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等諸位將帥做得過分，就算了。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後供稱：天京事變後，“國庫無存銀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糧食救濟難民，部隊沒有給養，他只好又變賣家中女眷的首飾。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餉銀十萬”。所謂南京城內的財寶可知一二。
這裡，一方面是緣於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諸王追求奢靡的享樂；一方面是由於本來城內軍民日用消耗、武器糧餉、僱傭工資等，耗費錢財巨大，而南京在被清軍圍困多年，只有出沒有進，眼看著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成了問題。
以致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天京時，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概行要買米糧”。
因此，所謂曾國荃“於此中獲資數千萬”很可能是一個想像之數。
陳恭祿先生指出：“《南亭筆記》暴露他（即李伯元）的歷史知識極端貧乏”；馮爾康認為“其撰《南亭筆記》，帶有作小說的態度寫作，失實太多”，並將《南亭筆記》一書定為“史料失真的筆記的典型”。
《曾國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進先生也指出，近百種晚清至民初的筆記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筆記均未發現有關曾國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國財物和金銀之事的記載，李伯元《南亭筆記》系記此事的第一家，但並未交代所聞的出處。其後徐凌霄、徐一士的記載與李的記載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處。
與之相佐證的還有趙烈文所見。趙烈文是曾國藩身邊的一個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國藩對南京前線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發到金陵大營，專門為老九出謀劃策。攻陷天京前後的情況，趙烈文是見證者。
這是晚清末年一個有見識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識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靜居日記》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在他的日記中沒有關於老九貪財的記載，假如有，他是會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的，就如他如實記錄湘軍殺人一樣。
與此同時，向來直爽痛快、不吝錢財的“九帥”戰後不僅沒有發財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達了經濟窘迫之狀。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給大哥寫信：“弟向未留剩活錢而用度日繁，亦漸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對老大表示：“住鄉應酬亦大，明春有權住省城之意，藉以省款客酒飯轎錢。”
克復天京後，曾國荃被朝廷賜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實際上是沒有俸祿的。老九不知，以為朝廷會另給獎金，他實在是指望著有一筆獎金就好。
曾國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兒哭窮，不大可能是“作秀”：一來不合老九的性格；二來瞞不住也不必瞞哄家人。到了光緒年間，老九甚至還表達了“做官完賬”的急切心情：
光緒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給曾紀澤寫信：“千辛萬苦，乃得此處，雖撙節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兩完賬。”
五月十三日再次給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寫信說：“八年閒居……負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對他們說：“鄧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個月之久，亦為省錢與應酬起見，可見英雄所見自古相同。”十天後，又說：“惟曉亭所欠之項，陸續要取償，餘所欠各處之項，自當相其緩急先後，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訴曾紀澤：“餘用度撙節，大約今年可剩萬五千兩完賬。借賬完賬，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以可久欠之賬完宜亟完之賬。如此週轉，究系正辦……”
一代名將，落到“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的地步，怎麼可能想像是一個曾經“暴得橫財”之人呢？
光緒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覆曾紀澤的信中談起了經驗：“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賬，此中全丈有機緣，否則不敢冒昧率爾徑行，且熟思定妥再詳覆信與侄也。”
巨大的家庭財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賬”，以至於對當年過早乞退而後悔，無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煙幕彈。老九若真從南京“獲資數千萬”，在短短的八年時間裡，即使日擲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後來，曾紀澤的兒子得了白喉，要錢治病，他都不敢向這位九叔借貸，而是寫信給左宗棠，託他向遠在新疆的劉錦棠那裡借三百兩銀子。
二、曾老九貪名成因平議
作為一代名將帥，老九貪名的由來其實非常值得我們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傳言給老九聲名帶來極大損壞之外，老九的貪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貪功使氣，喜好張揚。
老九出山，與乃兄曾國藩把剿滅太平軍當成經世的事業不同，他的動機有二。
一是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舉不順，故而想別求出路，以補償他久試不中的不平。老九並非正規科班出身，他的“優貢”不算科舉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意味，以至於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詔入京的老九與同年的優貢生聚會，會中有人提議輯刻《同年錄》，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還表示進士、舉人、拔貢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優貢則“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漸形穢”，也正是這樣，使得他也沒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約束。
曾國藩經濟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錢為本，那是因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對朝廷下對百姓負責；老九卻毫不掩飾自己的貪心。因為他是一個布衣、匹夫，無須對朝廷負責，對百姓負責，打仗是玩命的事，無利誰起早呢？
因此，曾國藩對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等諸位將帥做得過分，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