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七章 愛好和平的兵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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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郭康這些年，一直在進行思考，試圖歸納出軍事發展的理論，但時間長了，他也漸漸放棄了。因為他覺得，強行歸納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現實中的軍制沒有太多“先進”、“落後”，更多地只有“適合”、“不適合”。對作戰結果的影響因素太多，強行劃定一個“先進”標尺，是沒什麼意義的，甚至會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

 比如，同樣是軍官選拔制度，和承包制度同期，清朝的規則就“先進”得多。清軍軍官的主要來源，是行伍之間提拔和武舉考試。其中，又以行伍出身、戰功提拔為武職“正途”。普通士兵如果戰績出色，真的可以做到將軍。而這在同時代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是幾乎不可想象的。

 勳貴子弟雖然存在，但遠不如這二者多。相比人均買官、近乎全員都是拼爹老貴族的英軍，怎麼看都應該是清軍更“先進”才對。

 而且，就算清軍腐敗，提拔制度可能出問題，那也是在官僚制度下的腐敗。英國人倒是根本不用考慮腐敗概念——花錢買官本來就合法，整個軍隊也是外包的，貪汙、行賄的概念都失去意義了。

 所以，要是這麼來分的話，那清軍的組織才明顯更先進。按理說應該是大清將士受先進制度激勵，積極奮戰，一舉把英夷趕下海才對。但實際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清軍不止是面對洋人時，才這麼不堪一擊。這已經是老毛病了。

 乾隆年間，山東清水教教主王倫率眾起義。在臨清縣城附近，清軍與義軍遭遇。清軍包括二百五十名德州八旗，二百五十名綠營兵，義軍則由六七百人組成，主要是當地農民。

 交戰開始，清軍試圖展開兩翼包抄，義軍則分為三隊，發起衝鋒，一舉將清軍截成兩段，清軍隨即潰散，戰鬥結束。

 事後，清廷進行調查，發現250個旗丁中，陣亡46人，戰後逃回來八十多人，其餘的120人左右都不見了，估計是趁亂逃亡了；綠營250人，陣亡9人，戰後逃回七八人，其餘的230多人也都不見了。而按事後被捕的義軍俘虜供述，他們那邊認為，己方死亡十餘人，殺死官兵五六十人。兩邊的數據是能對上的。

 而這，還是乾隆年間，清朝尚且是強盛時期的水平。

 到19世紀，就算是祖魯人來打清朝，如果他們有英國艦隊的機動性，贏幾場都不是問題。當然，打完之後得趕緊走。畢竟這些人長得比較特殊，可能被村民誤認為野怪，遭到剿滅……

 清朝的檔案記錄非常多，保存數據十分豐富，又正好是個特殊的時代，導致出現了很多“魔幻”的現象，堪稱刻板印象破除器。從這裡不難發現，對戰爭的影響因素會有多麼豐富。

 所以，設定一個“近代性”或者“現代性”的概念，然後簡單找幾個定義，給符合定義的貼上一個“先進”的標籤，並不是個靠譜的方法。強行往這些“先進性”上湊，也不見得靠譜，甚至可能造成反面的影響。

 這個例子就更好找。

 比如，在塞里斯兵法家看來，約束士兵，嚴肅軍營環境，禁止娼妓出入，是紀律嚴明的標誌之一，算得上“先進”了。

 然而，法軍在取消隨軍娼婦時，卻有不少擔憂和反對的聲音。因為對法國軍隊來說，這並不能嚴格紀律，反而只會讓士兵自行去軍營外找樂子。不但增加了疾病風險，還破壞紀律性，乃至因為滋擾駐地婦女，與當地人發生矛盾。這麼看來，就明顯是得不償失的。

 所以，到底哪個先進，得看具體情況才能確定。

 “不同文明的軍隊，情況差別太大了。”郭康最後只能說道：“我一直覺得，文明特質決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而在現有的軍事制度之上，才是那些練兵、陣法之類的組成部分。而這些部分，也應該服從於更基本的特質和制度，包括當地的情況和技術的水平，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文明和政治，那些就太複雜了，我們就從最明顯的地方開始說吧。”他舉了個例子：“你既然看過兵書，應該知道，伊巴密濃達、伊菲克拉特斯、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這些人，瞭解早期軍隊的發展變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