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加鹽大伯伯 作品
第132章戰國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第2頁)
秦昭襄王直接將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為在他看來，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經如鐵桶一般牢不可破，而這荀子也不過是個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樣的一個老人，只是他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為了杜絕他的妄想，秦王說及自己的想法之時，沒有絲毫顧忌和隱瞞。
於是乎，荀子毫不客氣地爭辯道:“我聽說，古代的先王只要是聖明的，都會崇尚禮儀、實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賢達的聖人。通過這種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這個國家的軍民，讓他們順從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當地運用這些人，這些人就會不辭辛勞、盡心盡力地為國盡忠、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將他們棄之不用，他們也不會揭竿而起、犯上作亂，反而會仔細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個普通的百姓。因此，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順民，君主對於他們，簡直不需要管制和擔心。這些人即使貧苦窮困、受凍捱餓，也會因為受過禮儀教化而不去偷搶拐騙；即使沒有立錐之地，也會明白事理而維護國家大義。如此，國家哪裡有不強盛的道理呢？”
荀子為了徹底地打動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創始人孔子為例子。
“當時，魯國有一個奸商名叫沈猶氏，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奸商，為了能夠花最少的成本，賺更多的錢，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給羊餵飽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變賣。”
“為此，很多人都曾找過他的麻煩，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種理由搪塞了過去。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直到一個人的出現，才改變了那種現狀。”
“那個人就是孔子，當時孔子即將要擔任魯國司法大臣，這在魯國的政壇而言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在民間則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那時候的孔子，在民間已經很有威望了。他的禮治、仁政等思想，是廣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禮的社會形態，也是廣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猶氏聽說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沒有任何法令的制約，他便不再做欺騙百姓的事情。”
“無獨有偶，當時的魯國還有一個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亂不堪，在聽聞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也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樣，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多如慎潰氏那樣的地痞流氓，一知曉孔子到來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國家去了。孔子一個文人，卻能夠做君王也難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儒術的強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只是揮手之間的事情罷了。”
其實，秦昭襄王對於禮治如何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通過禮治能夠讓人民順應自己的統治，維護社會的穩定。於是，他便繼續向荀子問詢，既然孔子做了官，運用儒術能夠讓社會如此的良性發展，那麼如果君主運用儒術，會收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禮樂
自夏王朝建立以來的4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它們分別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三大變革使中國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並不像其表象一樣，只是個由分到和的過程。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大秦帝國。
而這一切得以實現的根源在於法治的設立，因為它能夠全面鞏固君權和中央集權的統治。
戰國是個特殊的時代，它充滿了全面的毀滅與創造、沉淪與輝煌、痛苦和歡樂、死亡和新生。在這裡，時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劍爭鋒，雄辯和鬼才爭寵，個性和慾望、激情和理想，都在這裡得到無限的放大。
強者不相信依靠禮儀可以統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國家都先後被滅亡。
而一旦脫開那個時代，就能發現禮治和法治其實一直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爭鬥。反觀中國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來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儒家更成為其中的急先鋒。
當然，這一切都是有其內在根源的，恰如錢穆《湖上閒思錄》上所言:“禮之外面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制人的行為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權利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觀之，崇尚法治的國家，下層人民在強權的壓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國家發生巨大的變遷；而禮治則教人安於現狀、不斷改良，恰好中國農業社會的大背景，要求社會能夠穩定，同時也維護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人民寧願軟性的尚禮，也不肯硬性尚法，從這一點說，當時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種超脫在現世的思維，並在西漢之後，把這種思維變成了現實可行的統治策略。
戰國後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備這種超世眼光的大師。只可惜，他的這種超世的思潮，在當時而言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卻始終不放棄，依舊孜孜不倦地四處遊說。荀子並不知道，他為那些國家帶去的並不是安居樂業和興旺發達，而是在鐵與火的交融之中徹底的毀滅。一個個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於是乎，荀子毫不客氣地爭辯道:“我聽說，古代的先王只要是聖明的，都會崇尚禮儀、實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賢達的聖人。通過這種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這個國家的軍民，讓他們順從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當地運用這些人，這些人就會不辭辛勞、盡心盡力地為國盡忠、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將他們棄之不用，他們也不會揭竿而起、犯上作亂，反而會仔細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個普通的百姓。因此，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順民，君主對於他們，簡直不需要管制和擔心。這些人即使貧苦窮困、受凍捱餓，也會因為受過禮儀教化而不去偷搶拐騙；即使沒有立錐之地，也會明白事理而維護國家大義。如此，國家哪裡有不強盛的道理呢？”
荀子為了徹底地打動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創始人孔子為例子。
“當時，魯國有一個奸商名叫沈猶氏，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奸商，為了能夠花最少的成本，賺更多的錢，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給羊餵飽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變賣。”
“為此，很多人都曾找過他的麻煩，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種理由搪塞了過去。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直到一個人的出現，才改變了那種現狀。”
“那個人就是孔子，當時孔子即將要擔任魯國司法大臣，這在魯國的政壇而言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在民間則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那時候的孔子，在民間已經很有威望了。他的禮治、仁政等思想，是廣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禮的社會形態，也是廣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猶氏聽說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沒有任何法令的制約，他便不再做欺騙百姓的事情。”
“無獨有偶，當時的魯國還有一個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亂不堪，在聽聞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也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樣，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多如慎潰氏那樣的地痞流氓，一知曉孔子到來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國家去了。孔子一個文人，卻能夠做君王也難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儒術的強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只是揮手之間的事情罷了。”
其實，秦昭襄王對於禮治如何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通過禮治能夠讓人民順應自己的統治，維護社會的穩定。於是，他便繼續向荀子問詢，既然孔子做了官，運用儒術能夠讓社會如此的良性發展，那麼如果君主運用儒術，會收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禮樂
自夏王朝建立以來的4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它們分別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三大變革使中國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並不像其表象一樣，只是個由分到和的過程。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大秦帝國。
而這一切得以實現的根源在於法治的設立，因為它能夠全面鞏固君權和中央集權的統治。
戰國是個特殊的時代，它充滿了全面的毀滅與創造、沉淪與輝煌、痛苦和歡樂、死亡和新生。在這裡，時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劍爭鋒，雄辯和鬼才爭寵，個性和慾望、激情和理想，都在這裡得到無限的放大。
強者不相信依靠禮儀可以統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國家都先後被滅亡。
而一旦脫開那個時代，就能發現禮治和法治其實一直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爭鬥。反觀中國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來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儒家更成為其中的急先鋒。
當然，這一切都是有其內在根源的，恰如錢穆《湖上閒思錄》上所言:“禮之外面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制人的行為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權利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觀之，崇尚法治的國家，下層人民在強權的壓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國家發生巨大的變遷；而禮治則教人安於現狀、不斷改良，恰好中國農業社會的大背景，要求社會能夠穩定，同時也維護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人民寧願軟性的尚禮，也不肯硬性尚法，從這一點說，當時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種超脫在現世的思維，並在西漢之後，把這種思維變成了現實可行的統治策略。
戰國後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備這種超世眼光的大師。只可惜，他的這種超世的思潮，在當時而言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卻始終不放棄，依舊孜孜不倦地四處遊說。荀子並不知道，他為那些國家帶去的並不是安居樂業和興旺發達，而是在鐵與火的交融之中徹底的毀滅。一個個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