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加鹽大伯伯 作品

第132章戰國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

    戰國時期是思想變革的黃金時期,伴隨著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諸侯國的興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飽受戰亂之苦,生靈塗炭。但此時也有這樣一個事實:制約思想的體制及其強制機構日益消散,最終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哲學、文學、軍事學、政治學等各種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並且,新的思潮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獲得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戰國早中期有吳起、商鞅、蘇秦、孫臏、張儀等人,後期有范雎、李斯、韓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們的生平機遇和功業都能夠說明這一點。

    早在100年之前,齊王田闢疆便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了一個龐大的學術區,稱為“稷下學宮”,以用來招攬各類人才,其中尤其以經邦治國、軍事外交類人才最受歡迎。這個稷下學術區中,有寬廣的街道和連接數里的樓宇。不管有沒有官職,只要在是“稷下學宮”的人員,齊國都會為其發放專門的俸祿,因此當時齊國號稱是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的國家。

    學術在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的同時,逐漸也獲得了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併產生了各種專門介紹和闡釋本派觀點的專門著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天下學術又有了新的趨勢——重新歸於統一。這時候,有兩種思潮備受矚目,一是儒家學派,另一個則是法家。兩種思想的觀點很不相同,以至於後來秦始皇將其演變成了兩派的爭鬥。秦朝建立後,法家學派居功至偉,使與之持不同觀點的儒家學派遭受了滅頂之災。但在戰國的後期,那些儒家鉅子們依舊無怨無悔地宣揚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戰國時期的最後一位儒學大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對荀子的一生有著詳細的記載,書中說道,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0年)名況,字卿。《史記》成書後,因要避諱西漢宣帝劉詢的名字,而恰巧“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據考證,荀子應該是中原地區趙國人,還有人說他是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荀子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人們尊稱他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雖然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卻成了法家學派的代表,他們就是韓非子與李斯。

    除此以外,漢初政治家、科學家張蒼也是荀子的門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為《荀子》,唐代楊倞為其作注,這在中國古代是比較少見的,因為當時的學者和政界都對荀子持有偏見,直至清代考據學興盛,對於荀子著作的註釋校訂才有所增加。近現代研究荀子的學者也逐漸多了起來,其中以清代王先謙、民國時代的梁啟雄、清末學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荀子的學術:(中國)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荀子晚年因為政治理想的破滅,轉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為《勸學》。

    荀子的學術可謂博採眾長,雖然其儒術並沒有被秦國所採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通過李斯在秦國得以完美地實踐。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可見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荀子帝王之術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

    據《史記》記載,荀子在進入秦國之前一直四處遊學,傳道授業解惑。到了50歲時,才遊學於齊。但是齊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時,大約相隔了50年的時間,如果《史記》可信,荀子年當在100歲左右,與事實有出入。應劭在《風俗通》一書中,改年50為年15。依據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還無法證明荀子的確實年齡。但依據諸家考證,自公元前286年(齊滅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動時期,應該是屬實的。

    至秦昭襄王時代,荀子“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來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為蘭陵令。只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國便不再重用他,這也在一定層面上,隱射著楚國的衰落。荀子在楚國無事可做,只能返還到自己的居所蘭陵,以教書為生。

    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經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他們二人,一個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一個是學術上的泰山北斗,就那麼平靜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時,熱熱鬧鬧、等級森嚴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對的或者是面對著,都無法去考證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一刻他們二人都沒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沒有唏噓人生的福難,沒有詰問戰國的意義,有的只是平靜,如水一般的平靜。

    他們此前並沒有見過面,但是一見面就好像認識了好久,於是相視一笑,無須多問,荀子就能看出,此時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著虎視天下,一統江山的雄心壯志;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時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陽光下的悲憫情懷。

    這時候,荀子說話了,他的語氣很平淡,用詞也很平淡,說的事情也彷彿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國的要害:“儒術對於秦國,難道真的就沒有益處嗎?”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對內施行的是法治制度,對外則是王霸政策,這是秦國立國的根基所在,事實證明,這也是秦國最終能夠一統天下的關鍵所在。從商鞅時代開始,秦國便一直堅持著這種指導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來,如果秦國施行儒術,只會帶來無窮的禍患和最終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