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南京京營

天下賦稅，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錢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順天府，離江南隔著半個天下，憑現在的通訊手段，若是江南有什麼風吹草動，北京很難迅速做出反應。

 要想加上朝廷對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軍隊。

 所以，趁著這次裁撤衛所，朱由檢便讓定遠侯鄧文明前往南京，擔任守備勳臣，寧遠伯李尊祖，擔任協守勳臣，二人率軍南下，整訓南直隸衛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營。

 定遠侯鄧文明，寧遠伯李尊祖，這兩個人率軍將要到達江蘇之時，就聽說了漕運衛所發生的事。兩個人一合計，南直隸的衛所也不少，估計也得鬧事，咱們先按兵不動，等那邊鬧起事來，咱們再出兵鎮壓，正好藉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衛所軍官帶著人準備去哭孝陵。

 鄧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驚擾孝陵的消息，二話不說，兩個帶著人，連夜出發，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給看住了。

 應天府尹吳阿衡，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還沒趕到孝陵，就接到了鄧文明派出的傳令兵送達的消息。

 緊接著，就派人去將孝陵衛指揮使梅春，魏國公徐弘基，連同應天府尹吳阿衡，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請到南京中軍都督府議事。

 北京的五軍都督府都淪為了擺設，南京的五軍都督府更是擺設，因此顯得很是寒酸。

 魏國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坐在下垂手，定遠侯鄧文明，寧遠伯李尊祖，應天府尹吳阿衡，孝陵衛指揮使梅春，分坐兩旁。

 至於南京兵部尚書的位置，還是空著，朱由檢也是有意讓其空著。

 因為朱由檢想盡量避免文官染指軍權。

 像遼東的薊遼總督，西北的三邊總督，宣府大同的宣大總督，這些由來已久，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圖之。

 那南京兵部尚書的位置既然還空著，那就索性空著吧。

 參與朝政的是文官，指揮軍隊作戰的還是文官，那文官集團的勢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團，在洪武朝是沒成什麼氣候，在建文朝時抬起頭來了，結果靖難之役後，在永樂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團算是復甦了。

 像內閣大學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給內閣大學士加銜，像楊士奇就加了兵部尚書銜，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認他對文官過於優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時間，卻能得到一個仁宗的廟號，恐怕也與此有關。

 到了宣德年間，宣宗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就只能推出司禮監來制衡了。

 而且，仁宣時期，明朝是大規模的縮邊，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間丟的，直到嘉靖年間才又收回來。

 等到正統年間，英宗繼位，英宗年幼，無法理政，朝政就由張太皇太后和三楊把持。

 趁著英宗年幼，文官集團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楊之一的楊榮去世，英宗才開始真正的親政，等到楊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夠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變，勳貴武將戰死了一部分，但還有一部分。

 剩下的這一部分，由於大多都是英宗的親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壓。

 典型代表，就是靖遠伯王驥。

 王驥雖然是文官，但他是因為平定麓川，因軍功獲得的靖遠伯爵位。

 土木堡之變發生前後，王驥正領大軍在湖廣一帶平定苗亂，當時的朝廷做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舉動，國榷是這麼記載的：都督僉事陳友為都督同知，選南京兵千人，赴靖遠伯王驥行營。

 千人，去支援作戰，未免太少點。所以就有人推測，這就是去監視王驥的。

 因為王驥手裡有軍隊，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親信。

 過了一段時間，王驥直接就被調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奪門之變的時候，王驥都七十多了，親自披甲上陣，並將兒孫帶在身邊，誓要迎回英宗。

 同樣的，土木堡之變後，大同總兵官廣寧伯劉安入京被劾下獄，大同鎮守太監郭敬下獄，領三千營忻城伯趙榮怠玩下獄。

 與之相反，離土木堡更近的宣府總兵楊洪，卻是一路的加官進爵。

 土木堡之變後，死了的勳貴武將是死了，活著的勳貴武將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親信，他們還不敢用。

 這就必然會導致勳貴武將的沒落，此消彼長，文官集團則趁機做大。

 不僅免了江南地區的一些稅，而且還染指軍權。

 原來兵部只有調兵權，沒有帶兵權，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後，身為兵部尚書的于謙就有帶兵權。

 說的不好聽一點，明朝文官染指軍權，就是從他于謙開始的。

 不得不承認，土木堡之變最大的利益獲得者，就是于謙。

 正統十三年，于謙調入北京任兵部侍郎，正統十四年，任兵部尚書，手握軍政大權，聲名鵲起，直至現在。

 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于謙確實有嫌疑。

 有一種推論，奪門之變時，景泰帝聽到外面的動靜，第一反應是問：“是于謙嗎？”

 隨從回答：“不是，是太上皇。”

 景泰帝：“好，好，好。”

 不管于謙是忠是奸，你于謙身為文官，卻手握軍政大權，打破了以往文武的平衡，就衝這一點，他死的就不冤。